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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朝皇帝们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谁会赢?

时间:2018-12-06 09:44:48   来源:搜狐

[导读]本文转载自《Vista看天下》App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1735年10月7日,雍正皇帝在清晨正常工作后,骤然驾崩。国家突然失去权力中心,并没有引发腥风血雨的斗争。早在雍正元年,这位皇帝就在密函中写下皇四子弘历的名字。弘历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他从小被皇祖康熙相中。在父亲还在为皇位担忧的年龄段,他已经跟在康熙身边接受接班人培训了。

本文转载自《Vista看天下》App

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

1735年10月7日,雍正皇帝在清晨正常工作后,骤然驾崩。国家突然失去权力中心,并没有引发腥风血雨的斗争。早在雍正元年,这位皇帝就在密函中写下皇四子弘历的名字。

弘历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他从小被皇祖康熙相中。在父亲还在为皇位担忧的年龄段,他已经跟在康熙身边接受接班人培训了。弘历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盛世帝国。他为这个帝国改了年号,为乾隆,寓意“天道昌隆”。

与其他皇帝相比,乾隆手里握着一手好牌,不但国家正处于上升期,他还从父亲雍正那儿遗传了好用的脑瓜,从母亲钮祜禄氏遗传了强健体魄和长寿基因。这不仅帮他带领清朝攀上康乾盛世的顶峰,也让他在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纵横捭阖,如鱼得水。

根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大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 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还是有办法把每一个臣子都牢牢捏在手里。

初登皇位的“傻白甜”

张廷玉和鄂尔泰,帮助乾隆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亲雍正比起来,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脸上带笑,胸中有竹。

一开始,乾隆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给他的老臣。对他来说,这些臣子经过父亲的调教,执行力强,又老实听话,用起来相当顺手。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他们请教,言必称“先生”“爱卿”,绝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雍正皇帝在圆明园驾崩那天,张廷玉第一个赶到,指挥宫人找到密诏副本,当场宣读。在场的还有鄂尔泰。他因“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

登基第一天,乾隆就下令,让庄亲王、果亲王、鄂尔泰、张廷玉辅政。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还将鄂、张二人封为伯爵。 这此之前,这种超出品级的高含金量爵位只赏给有军功的大将。也在这一年,乾隆为雍正服丧期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将鄂尔泰和张廷玉任命为军机大臣。

在《乾隆朝上谕档》中有一道谕旨:“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日侍内廷勤劳敬慎,夙夜靖共,靡间寒暑。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关,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古大臣有于居第视事,数日一至朝堂者,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或遇炎蒸风雪,或自度宜于少休,亦不必勉强进内,其有应办事务可以在家办理,俾得从容颐养,精力自加强健,以示朕优眷老臣之意”。

在乾隆统治初期,乾隆特批年迈的张廷玉可视身体情况在家办公。在张廷玉的儿子去世时,乾隆还专门赏银一千两给他办丧事。 鄂尔泰享受到的关照不相上下。他不仅是大学士,还是首席军机大臣,可以说是乾隆面前的双料红人。

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就连对贪官污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后,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简言之,就是一切从宽处理,就算交不上罚款,也放你们一马,那些被没收房产的,也都一一归还。这跟他那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父亲雍正大为不同,一下子给官员们松了绑。《啸亭杂录》里就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民间还有歌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意思就是:欢迎乾隆皇帝永远统治我们。

当猛虎露出爪牙

孝贤皇后,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

如果你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个凡事宽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错了 从一开始,他优渥对待老臣,但同时也在提防老臣的权力不能反过来制衡自己。

因为皇帝对张廷玉和鄂尔泰的重用,一时间朝中唯这两位满汉高官马首是瞻。乾隆五年四月上谕中这样写道:“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

鄂张朋党,渐成了乾隆的心腹大患。他一直想找机会敲打一下两位老臣。正好,性情素来傲慢的鄂尔泰先撞到了枪口上。

为了博乾隆之弟弘昼的欢心,鄂尔泰主张把雍正当亲王时住的王府赐给弘昼。这不但违背了雍正想将王府改为庙宇的遗愿,还插手了皇帝家务事。乾隆驳回他的建议,把王府改造成了后来的“雍和宫”。

偏巧这时,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和门生仲永檀密谋对付张廷玉,事情败露,惹怒乾隆。尽管他顾及鄂尔泰颜面,从宽发落了鄂党,但也给了鄂尔泰一张“红牌警告”:如果再犯,绝不宽恕。

经过几次折腾,鄂尔泰威风不再。1744年,他卧病在床,并于第二年春天病逝。乾隆还是亲自登门祭奠,并准其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陪在先皇左右。不过,1755年,这份殊荣又被乾隆收回。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放在“清”字前,落入文字狱,殃及鄂尔泰。在他去世近10年后,鄂尔泰被迁出贤良祠。

张廷玉比鄂尔泰活得久,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赶上了皇帝性情大变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一年是乾隆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

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去世,从后宫波及前朝。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上,乾隆先是以“表现得不够悲痛”为由收拾了两位皇子;觉得工部造的金册不够精致,问罪一批大臣;处置了好几个在皇后丧期内剃头的大臣,指责他们不尊重皇后……这场官场大地震也波及到了张廷玉。

皇后去世后,翰林院负责写祭文。乾隆对此相当重视,要求亲自检查。他一眼就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对祭文中用来形容九泉之下的“泉台”相当不满,认为这个词配不上皇后的尊贵身份。于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作为一个丈夫,乾隆痛失所爱的悲伤尚能理解;但作为一代君王,乾隆这些举动很难不让人理解为“借题发挥”。因为前期宽松政治,官场怠惰之风渐起,结党营私日益严重,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是时候秋后算帐了。

鄂尔泰倒台去世,张廷玉一家独大。在朝鲜史料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

其实早在这年正月,张廷玉就已经向乾隆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乾隆并没有答应,理由是先皇都许诺你死后配享太庙了,不在岗位上奉献最后一丝光热不足以回报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准,又因为皇后祭文被罚,张廷玉惶惶不可终日。次年,乾隆看他实在没什么价值了,终于答应放他回乡。满心以为自己成功着陆的张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谢恩。乾隆一怒之下令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请张廷玉回奏。结果,还没等圣旨发出,张廷玉便来了,可见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给他传了信儿。

不上赶着谢恩乾隆能忍,但张廷玉在朝中有这样的党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指张廷玉贡献不够,要收回配享太庙的恩赐。后来又因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贪污,乾隆寻了个借口将张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压中,张廷玉身心受挫,一败涂地,张党也随之瓦解。乾隆也颇为得意:“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此后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朝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朋党活动。

乾隆十三年后,这位皇帝对官员愈发严苛。历史学者雪珥甚至认为,在整个清朝,杀贪官最多的皇帝,就是乾隆。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历史学家张宏杰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他认为,乾隆到中后期,已经发现,“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而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官员,定位为奴才,用官爵和财富激励他们,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和珅特殊论

乾隆“精神上的爱人”——和珅

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国库三千余量白银案发。在清朝,布政使专管财赋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说,杨灏这是监守自盗。按照《大清律例》,这样的情况,贪污40量白银以上,就要杀头。

不过,杨灏在案发后,很快就退回了赃款。新任湖南巡抚觉得他,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相当于今天的死缓。

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觉得这样处理,会形成示范效应,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贪官们自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一天里,乾隆连下四道圣旨,要求处死杨灏,新任巡抚则被革职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忧虑,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他并没有遵循太久。五年后,乾隆又推出了“议罪银”制度——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这种政策忽变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人们熟悉的和珅。

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虽然乾隆对官员管理越来越严苛,但和珅却成了一个例外。尽管两人年龄相差39岁,但再也找不到比和珅更懂他的人。故宫图书馆副馆长向斯甚至觉得,“他们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爱人’,几乎不分彼此”

关于乾隆是如何发现和珅的,正史中并未记载,野史里倒有4个说法,且一个比一个传奇,归结起来,大概是因为和珅才貌双全。其中有一个说法是,皇帝出宫游玩,有侍卫禀告有犯人逃脱。皇帝怒骂:“虎兕出于押,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一旁的侍卫听不懂乾隆在说什么,只有和珅回答:“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这两句来自《论语》。乾隆没想到区区一个守卫居然也念过《论语》。他问和珅,念过书吗?和珅说自己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乾隆又详细了解了和珅的家世年纪,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最离奇的一个说法则完全印证了乾隆的“颜控”属性。 传说乾隆的父亲雍正曾有个妃子。当年的熊孩子乾隆有一回看到妃子在对镜梳妆,就走过去用手遮住她的两眼。妃子不知是谁,惊慌之下用梳子打了乾隆。这件事后来被雍正的皇后知道了,她赐死了妃子。无意闯下大祸的乾隆在妃子脖子上点了红色,作为标记,并约定:“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

和珅被誉为“满洲第一俊男”,乾隆初见他觉得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甚至觉得和珅脖子上还留有红色印记。于是把和珅视为那位妃子的转世,将一腔怜惜愧疚移情到了和珅身上。

从这段野史之上衍生出了另一则坊间传闻:乾隆与和珅也许有断袖之欢。清史研究专家李景屏在著作中认为“这一点可能是真的”。她觉得当时清代取缔官妓,严禁官员宿娼,于是官员们嫖男妓成风。身处其中的乾隆、和珅沾染上这种风气也未可知。

少罚了两万两

乾隆每次”出访“,排场都很大

对君王来说,巩固统治才是硬道理。比起各种传说加持,他此时宠信和珅其实是出于一种需要:傅恒征战缅甸病逝后,他要培养能接替的年轻心腹。

从1775年11月起,和珅在官场上的升迁如同搭乘火箭,往往数月就要经历一轮升职或转岗。他先从三等侍卫升为御前侍卫,接着被派去军机处当差,后又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大臣。这种速度即便是战绩赫赫的皇亲贵胄傅恒都望尘莫及。傅恒从侍卫到总管内务府大臣花了2年时间,进入军机处又用了5年,和珅只用了不到一一年。

和珅的官运之所以如此亨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摸透皇帝的心思,其中最得圣心的大概要数让乾隆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提高皇帝的收入,和珅有两样法宝,一就是抄贪官污吏的家产,另一个就是议罪银制度。

李景屏认为,其实早在和珅之前,乾隆就已经出了这么个主意。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就有官员通过这种罚款来求取宽大处理。只不过当时还只是偶尔为之,随着和珅主管内务府,议罪银制度就成了惯用方法,罚款数额也从一两万上升至数万甚至数十万。

这对乾隆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来源。和人们对君王的想象不同,按照大清祖制,国库的钱由户部掌管,只能用于国家工程,皇帝的个人花销则由内务府负责,这就是皇帝的私房钱。私房钱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出租皇家庄园和土地所获的租金;二是通过做生意、放贷来钱生钱;剩下的就来自各地大臣的进贡。

乾隆这个皇帝花钱大手大脚,无论是赏赐,还是日常用度都很大。会玩的乾隆自打从登基初期,就一直计划着各种出巡活动。除此之外,乾隆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庙宇,这些费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 在乾隆十三年的《内务府月折档》中,7月份内务府为修建雍和宫支出30000两,到了12月,又领20000两。雍和宫改造完毕,乾隆自费超过三十万两,而他的祖父康熙修建五台山寺庙,所费不过数千两。

于是,乾隆经常感到钱不够用。为了开源,他甚至还曾派内务府官员做倒爷,去俄罗斯买皮货,转到国内出售。除此之外,又让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特许商品经营权等等,可谓费尽心机。

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极大扩充了收入来源。以前官员想交罚金,一般都是充入国库,但新出台的议罪银制度,准许罚金给皇帝支配,这样以来,乾隆的小金库就充盈很多。

正如之前乾隆怒批杨灏案提到的,这种制度,势必会引起示范效应。这之后乾隆朝的贪腐之风,果然越来越盛。官员们甚至还发现了变相贿赂皇帝的方法,翻了一些小错后,自己申请重罚。历史学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河南巡抚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赶紧向皇帝请奏,要求罚银三万两。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个三三折,交了一万两。

这个事例很好反应了乾隆后期的官场状态。官员们大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毕竟像张廷玉,因为用错一个词,就可能受到处罚。于是,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结皇帝之欢心。那些上缴的罚金,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自掏腰包,之后又会从其他地方,加倍贪污回来。

“很多事情他管不过来,于是整个官场就处于失控状态”。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在这个把集权推向顶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过棋子,执子的只有他一个。

参考资料:

《乾隆与和珅》,李景屏、康国昌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乾隆三部曲》,高王凌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

《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张宏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饥饿的盛世》,张宏杰著,重庆出版集团,2016年

编辑:z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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