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惩戒的权力要关进制度“笼子”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联合召开视频会议，对落实信用监管有关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信用建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须把握好四方面要求，一是信用手段越管用，越要防止滥用、泛用；二是信用惠民便企措施越丰富，越要尊重市场规律；三是社会公众对信用接受程度越高，越要依法依规；四是信用信息越是充分共享，越要重视主体权益保护。

此次会议的背景，是不久前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加快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上述视频会议提出的四方面要求，特别是“信用手段越管用，越要防止滥用、泛用”，则很有现实针对性。

不论是对个人的信用约束还是对企业的信用监管，都是呵护社会诚信、提升社会运转效率的重要制度设计，如今，“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信用惩戒的做法引发了争议，比如，在一些地方，跳槽、闯红灯、乱扔垃圾、欠水电费等都有可能构成“失信”。似乎出现一种“征信万能”的趋势，出现任何社会问题都拿“上征信”说事，这与信用惩戒应有的严肃性、明确性构成反差。目前国内有许多城市推出个人信用评分系统，但各地采集的信息、打分的依据并不相同，于是出现对“征信滥用”的质疑。

信用惩戒如果滥用、泛用，不仅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而且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并不等于让大多数普通人动辄得咎、胆战心惊。因此，信用惩戒始终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首先要准确定性，信用惩戒不论具体叫什么名字（联合惩戒、失信约束、信用分等），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需要关进制度“笼子”。凡是能够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施加影响的，都应属于权力的范畴。随着信用惩戒体系的加强，目前，失信者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在贷款、买房、出行甚至子女上学等方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信用惩戒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是权力就要关进制度“笼子”。

目前出现的一些信用惩戒滥用、泛用的现象，本质上都是权力没有受到制度“笼子”的规范，进而出现了任性的一面，大致有三方面的情形。一是行为扩大化。例如，交通违法被不少地方纳入个人信用分，但是交通违法者本来就会受到扣分、罚款的处罚，再扣一次个人信用分不公平，而且闯红灯本来就跟信用关系不大。二是对象扩大化。曾有某地中学规定，报名考生的家长必须没有失信记录，受到广泛质疑。失信惩戒的对象，只能是失信者本人，不能搞“连坐”和“株连”，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三是价值取向出现问题。例如有的商业组织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某人的工作单位、朋友圈以及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支付能力等，然后据此进行信用评分。这实际上是把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给予不同待遇，带有歧视性色彩，背离了信用的本意。

把信用惩戒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总的来说，就是信用惩戒既要做到实质正义，也要做到程序正义。

其一，信用惩戒的对象要明确。哪些行为是信用惩戒的对象，要有明确的边界，特别要注意不能将征信系统与社会诚信相混同。征信一般都涉及资金，个人征信信息的核心是个人信贷、赊购等信用交易信息，与道德信用不是一回事。以此前公众较为关注的“拖欠水费将影响征信”来说，今年4月央行官网发布答记者问，表示目前征信系统尚未采集个人水费、电费缴费信息，而且之所以采集公用事业缴费信息，是为了帮助更多缺少信贷记录的个人建立信用记录，促进其获得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且会严格落实“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的规定。因此，征信报告即使采集相关信息，也并非像一些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是为了“催缴”。

其二，信用惩戒的手段要精准。惩戒哪些内容，惩戒到什么程度，需要明确的规定和授权。惩戒的内容与失信的行为应该有内在联系。例如，老赖以没钱为理由不执行法院判决，那就不要再高消费出行，因此只限制他乘坐飞机和高铁而不是所有的火车。失信惩戒虽然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仍然不能任性、随意，特别是不能动用“私刑”。否则，一些发放“裸条贷款”者通过散发不雅照威逼女大学生，一些高利贷催收者用堵门、喷字等各种骚扰方式催收，也都成了冠冕堂皇的“失信惩戒”。

其三，信用惩戒的程序要严谨。我国高度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立法法》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信用惩戒也是如此。失信的认定、惩戒措施的执行，都需要权威的授权。恐怕不应该让随便某个行业或企业都能根据自己的标准设置顾客“黑名单”。特别是如今一些事件常出现“反转”，信用惩戒就要尤其注意程序正义。不久前，一女快递员因客户快件出现破损而遭遇投诉，并到客户家里下跪以求谅解，随后警方出面“证明”为快递员“撑腰”，甚至建议将此客户及其家人列入服务“黑名单”。然而后来媒体调查发现此事件中快递员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诚信的细节，客户并非无理投诉。此事对于随意贴“不诚信”标签的做法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