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在9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稳就业”再次成为关键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任务的紧迫性。

去年以来，市场对于就业冷暖高度敏感。2018年年底，几家互联网巨头的结构重组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才分流”和“末位淘汰”制度一度引发热烈讨论：新经济的龙头代表们是否也到了要“收紧过冬”的时刻？

近期大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片尾玻璃大王曹德旺对“机器换人”的期待，也再度让“技术升级下的压力”话题发酵。尽管故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但人们禁不住会问：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作为“六稳”之首，稳就业的相关政策一直是急管繁弦，大体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加大培训力度，鼓励企业雇佣困难群体，引导员工适应新岗位；二是做好社会保障和救助工作，通过失业保险、社保关系接续、再就业扶助等方式，让相关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应当说，上述措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连续几年新增就业目标超预期完成，调查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但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带来的短期就业压力，新旧动能转换期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外部不确定性的可能冲击，让稳就业的难度进一步上升。在此关键时期，一些“非传统就业困难户”也开始关注自身就业的稳定性。那么，当前稳就业还需做什么？

首先，稳就业需要加强合理的职业教育引导。

本轮新旧动能转换由技术驱动。相比低技能的就业群体，高校毕业生对于新技能、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较高，被视为受益者。但现实中，这类群体的就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是学校教育与职业需求存在脱节，部分毕业生“眼高手低”，既不满足于单纯的体力劳动或机械化工作，又难以胜任创造性岗位或管理岗位的要求；部分毕业生则沦为“考证专业户”，虽然知识水平很高，但实际应用能力较差。

有鉴于此，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抓紧推进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和运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研究进一步增加高职、技校招生规模和技能培训资金规模。

笔者认为，除加快推进职业院校的建设外，也需进一步优化综合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管理设置等。在引导学生选择专业时，要减少对所谓“热门专业”的鼓吹，此前曾有的“生物热”“金融热”乃至现在的“IT热”，很容易造成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而在具体培养过程中，要力求实质大于形式，避免实习、社会实践项目沦为“找单位盖章”的形式主义。

其次，稳就业需要优化产业结构。

过去几年，我国就业总量目标一直是超额完成的，但稳就业这根弦一直未松。究其原因，经济结构性失衡难题始终未解，这是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期间的客观困难，也受到了人才结构老旧、技术水平偏低等限制。

对此，一个常见的呼吁是——提升人才的技术水平。这一方向固然正确，但在去产能过程中，部分失去原有岗位的群体大多自身技能单一，且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技能、新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短期培训往往很难消除这种差距。

与此同时，部分区域发展的政策规划者更热衷于引入高技术产业，希望将小商品市场外迁，也不鼓励进城务工者落户发展。这样的产业政策不一定符合当地基本情况，且一味忽略低端产业或技能单一劳动力的价值，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实际上，不少“基础技能升级”的产业还有待挖掘。如养老机构护工、餐饮业服务人员、新型工厂技术人员，这些岗位看似“技术含金量”不高，确是改善社会民生、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一环。即便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优质服务也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要实现更精准的人员岗位匹配，优化城市产业规划是其中一个重要推手。

再次，稳就业要避免“政策红利”或“政策门槛”被滥用，让人才更自由地择优流动。

所谓“政策门槛”，是指部分机构存在隐性特权，由此带来的人才就业扭曲，这包括部分热点城市“稀缺”的落户资格，以及部分机构优渥的“特殊福利”。近几年，上述问题有了较大改善，为了“户口”、“铁饭碗”而择业的群体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未来，应当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为更广大群体提供更大覆盖面的基础性保障，以此激励人才流向最适宜的地区、岗位。